年輕人不喝酒、低慾望談起的幾個省思及趨勢

當上一代人還在討論「年輕人為何不買房」時，更年輕的世代已經連喝酒、買車、約會都興趣缺缺。根據統計，全球年輕人的酒精消費量持續下滑；日本出現了「悟世代」、中國流行「躺平」、韓國有「N拋世代」、歐美則是「清醒好奇」（sober curious）運動。這些現象指向同一個方向：新一代人正在重新定義「好生活」的內涵，而傳統的消費主義、成功敘事、社交模式正面臨根本性的挑戰。這是年輕人的「消極」與「頹廢」，還是一種對過度消費社會的理性反思？

一、數據說話：年輕人真的在「降低慾望」

酒精消費的世代斷層

年輕人不喝酒的趨勢，在全球已開發國家都有清晰的數據支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2000年至2019年間，15至19歲青少年的酒精消費率在歐洲下降了約40%。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21年間，16至24歲年輕人中「完全不喝酒」的比例從18%上升至26%。^[1]

美國的趨勢同樣明顯。密西根大學的「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長期追蹤研究顯示，美國高中生的飲酒率從1990年代的超過50%，下降到2020年代的約30%。更值得注意的是，年輕人不只是「少喝」，而是「選擇不喝」——他們對酒精的態度從「社交必需品」轉變為「可選消費品」。^[2]

日本的情況更為極端。日本國稅廳的數據顯示，20至29歲年齡層的酒類消費量在過去二十年間下降了超過三成。「若者の酒離れ」（年輕人遠離酒精）成為日本媒體的常見標題。日本政府甚至在2022年推出「清酒振興」活動，試圖吸引年輕人重新擁抱飲酒文化——這在其他國家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政策。^[3]

不只是酒：全方位的「低慾望」

酒精消費只是冰山一角。年輕世代在多個領域都展現出「低慾望」特徵：

• 汽車：駕照持有率在多國年輕人中持續下降。美國1983年有46%的16歲青少年持有駕照，到2020年只剩25%。日本年輕人的「車離れ」（遠離汽車）同樣顯著。^[4]
• 奢侈品：麥肯錫的調查顯示，Z世代對傳統奢侈品牌的興趣低於千禧世代，他們更偏好「體驗」而非「擁有」。
• 戀愛與性：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的數據顯示，高中生的性行為比例從1991年的54%下降到2019年的38%。日本的調查則顯示，約有40%的單身年輕人「對戀愛不感興趣」。^[5]
• 婚姻與生育：如前文所述，全球已開發國家的結婚率與生育率持續下降。

這些趨勢指向一個共同的現象：年輕世代正在系統性地「退出」上一代視為理所當然的消費模式與人生軌跡。

二、經濟因素：當慾望變成奢侈

實質薪資停滯與相對剝奪

理解年輕人的「低慾望」，首先要看經濟基礎。在多數已開發國家，年輕世代的經濟處境相對於上一代明顯惡化。扣除通膨後的實質薪資在許多國家停滯甚至下降；房價與薪資的比率達到歷史高點；高等教育的成本大幅上升，許多年輕人背負沉重的學貸。^[6]

經濟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代際不平等」（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戰後嬰兒潮世代享受了經濟高速成長、相對低廉的房價、穩定的終身僱用。而當今的年輕人面對的是緩慢成長、高房價、不穩定的就業型態（gig economy）。當「正常的」人生軌跡（畢業、就業、結婚、買房、生子）變得越來越難以負擔時，降低期望就成為一種理性的適應策略。^[7]

消費的機會成本

從經濟學的角度，每一筆消費都有機會成本。當住房、教育、醫療等「必要」支出佔據了越來越大的收入比例時，「非必要」消費的空間自然被壓縮。酒精、汽車、奢侈品、外出娛樂等支出，在預算緊縮時首先被削減。

更微妙的是「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的轉變。當年輕人意識到即使努力工作也難以負擔買房時，他們可能會重新評估消費的意義：「既然買不起房，那我為什麼要為了『成功的形象』而花錢買車、買名牌？」這種心理轉變將「低慾望」從被迫的節儉，轉化為主動的選擇。^[8]

日本的「失落世代」教訓

日本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先例。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盤後，日本進入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在這段期間成長的世代——被稱為「失落的世代」（ロストジェネレーション）或「冰河期世代」（氷河期世代）——經歷了就業困難、薪資停滯、社會流動性下降。他們發展出一套「低成本生活」的策略與價值觀，這套策略後來被年輕世代繼承並進一步發展。^[9]

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在2015年出版的《低慾望社會》中系統性地描述了這個現象。他指出，日本年輕人不是「不想要」，而是在經濟現實面前選擇了「不追求」。這種態度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對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適應性反應。^[10]

三、健康意識：從放縱到自律

「清醒好奇」運動

年輕人不喝酒不完全是經濟因素，健康意識的提升同樣重要。「清醒好奇」（sober curious）運動在歐美年輕人中興起，強調在不完全戒酒的情況下，重新審視自己與酒精的關係。Ruby Warrington 在2018年出版的《清醒好奇》一書中，將這種態度描述為「質疑飲酒的預設」——為什麼社交必須喝酒？為什麼慶祝必須喝酒？為什麼放鬆必須喝酒？^[11]

這種態度的背後是更廣泛的健康意識革命。Z世代成長於資訊爆炸的時代，他們比任何前代人都更容易獲取關於健康、營養、運動的知識。酒精對健康的危害——從肝臟損傷到癌症風險——被清楚地傳達。同時，健身、瑜伽、冥想等「健康生活方式」在社交媒體上被大量推廣，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規範。^[12]

心理健康的覺醒

年輕世代對心理健康的重視也影響了他們的消費選擇。研究顯示，酒精是一種抑制劑，長期或過量使用與憂鬱、焦慮等心理問題相關。許多年輕人在親身經歷或觀察周圍人的經驗後，選擇減少或避免酒精。^[13]

同時，年輕世代更願意公開討論心理健康議題，這在過去被視為禁忌。當「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成為一種被認可的價值時，為了「融入社交」而勉強自己喝酒，就顯得不再必要甚至有害。

身體自主權的延伸

從更廣的視角看，年輕人對酒精的態度轉變，是「身體自主權」意識擴展的一部分。這一代人強調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無論是飲食選擇、性行為、身體外觀還是物質使用。「不喝酒」可以被視為與「素食主義」、「身體正向」等運動類似的自主選擇，而非對社會規範的簡單服從。^[14]

四、社交模式的轉變：從酒吧到螢幕

數位社交的興起

傳統上，酒精與社交密不可分。酒吧、夜店、聚餐是年輕人社交的主要場所，而酒精是這些場合的「社交潤滑劑」。然而，數位科技改變了這一切。社交媒體、線上遊戲、串流影音等提供了不需要酒精的社交與娛樂選項。^[15]

對於在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而言，「在家滑手機」可能比「出門喝酒」更具吸引力。這不一定是社交能力的退化——他們只是在不同的平台上社交。線上聊天、視訊通話、多人遊戲等，提供了與面對面社交不同但仍然有意義的連結。

社交恐懼與「宅化」

當然，也有較為負面的解讀。部分研究者擔心，數位社交可能加劇了年輕人的社交恐懼與人際退縮。日本的「蟄居族」（引きこもり）現象——長期待在家中、迴避社會接觸——雖然是極端案例，但在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更廣泛的趨勢。^[16]

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描述的「流動的現代性」中，人際關係變得更加不穩定、更加「即用即棄」。在這種環境下，一些年輕人可能選擇退縮到線上世界，那裡的社交可以更加可控、更少風險。不喝酒可能是這種退縮的一個面向——避免「必須外出社交」的壓力。

「JOMO」取代「FOMO」

有趣的是，年輕人中也出現了對「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的反動——「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喜悅）。這種態度強調：不參加每一個派對、不追隨每一個潮流、不必時時在線，是一種自我照顧而非社交失敗。^[17]

這種心態轉變與「低慾望」高度相關。當「錯過」不再是恐懼而是選擇時，傳統消費主義所依賴的「跟上潮流」壓力就失去了效力。年輕人不再覺得「大家都在喝酒所以我也要喝」，而是「我可以選擇不喝，這是我的權利」。

五、價值觀的轉變：從「擁有」到「存在」

極簡主義與反消費主義

年輕世代中，極簡主義（minimalism）與反消費主義的思潮正在興起。這種思潮質疑「擁有更多就是更好」的傳統假設，強調「少即是多」、「體驗優於物質」、「品質優於數量」。^[18]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近藤麻理惠）、《極簡主義》（The Minimalists）等書籍與媒體內容的流行，反映了這種價值觀的普及。對於這些年輕人而言，「低慾望」不是退縮或失敗，而是一種積極的生活哲學——減少物質牽絆，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物。

永續與環保意識

氣候變遷與環境危機的意識也影響了年輕人的消費態度。過度消費被視為環境問題的根源之一；減少消費則是個人層面的環保行動。不買車、少買衣服、選擇在地食品等選擇，既是經濟考量，也是環保實踐。^[19]

這種思維的延伸是對「成長」敘事的質疑。傳統經濟學假設持續的經濟成長是必要且可欲的；但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質疑：在有限的地球資源上，無限成長是否可能？是否可欲？「低慾望」在這個框架下不是問題，而是解答的一部分。

「悟世代」與存在主義轉向

日本媒體創造了「悟り世代」（悟世代，さとり世代）這個詞來描述199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年輕人。這個詞暗示他們已經「領悟」了某種人生真理——物質追求不會帶來幸福，傳統的成功路徑不值得追隨，平靜與滿足可以在簡單的生活中找到。^[20]

雖然這個標籤可能過於浪漫化，但它確實捕捉到了一種價值觀的轉變：從外在的成就轉向內在的滿足，從社會的認可轉向自我的接納，從「更多」轉向「足夠」。這種轉變與存在主義哲學有某種呼應——強調個人選擇、真實性（authenticity）、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自主追尋。

六、幾點省思與未來趨勢

省思一：「低慾望」是退縮還是進化？

對年輕人「低慾望」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觀察者的價值框架。從傳統的經濟成長與消費主義視角看，年輕人的「不消費」是問題——它減緩了經濟成長、威脅了某些產業、挑戰了既有的社會再生產模式。^[21]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低慾望」可能是一種適應性的進化。當傳統的成功路徑變得不可及或不可欲時，發展替代的生活方式是理性的反應。當過度消費威脅環境永續時，減少消費是負責任的選擇。當物質追求無法帶來幸福時，轉向非物質的滿足是明智的調整。

或許，問題不在於年輕人「慾望太低」，而在於我們社會的「慾望定義太窄」。如果我們把慾望僅僅理解為物質消費，那麼不消費確實是「低慾望」。但如果我們把慾望理解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那麼年輕人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追求美好生活。

省思二：經濟結構必須調整

無論如何評價年輕人的價值選擇，經濟結構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當大量年輕人無力負擔買房、育兒、甚至基本的中產生活時，這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系統性的結構失靈。^[22]

政策回應不應該是「教育年輕人要有更多慾望」——這既不可能也不可欲。而應該是創造條件，讓那些想要傳統生活（結婚、生子、買房）的年輕人有能力實現；同時，也尊重那些選擇不同路徑的人。這需要可負擔的住房、穩定的就業、合理的社會保障，以及對多元生活方式的制度包容。

省思三：消費主義的終結？

年輕人的「低慾望」對消費主義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消費主義的運作依賴於持續創造新的「需要」、新的「渴望」、新的「不滿足」。但如果一整個世代開始質疑「我真的需要這個嗎？」——消費主義的引擎就會熄火。^[23]

當然，消費主義不會輕易消亡。它會適應、轉型、找到新的操縱方式。「體驗經濟」、「共享經濟」、「訂閱經濟」等新模式，本質上仍然是讓人持續消費的機制。但年輕人的覺醒至少迫使這些模式變得更加「精緻」、更加隱蔽，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省思四：社會連結的新形式

傳統上，消費（包括飲酒）是社會連結的重要媒介。如果年輕人減少了這些活動，社會連結會如何維繫？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24]

樂觀的看法是：社會連結可以透過不同的媒介實現。共同興趣、志願服務、線上社群、運動團體等，都可以提供有意義的人際連結，而且不需要酒精作為潤滑劑。悲觀的看法是：這些替代形式可能不夠深入、不夠持久，導致社會原子化加劇。

真相可能在兩者之間。社會連結的形式確實在改變，有些舊形式在衰退，有些新形式在興起。重要的是不要用舊標準來評判新形式——年輕人的社交方式與上一代不同，不代表他們更孤獨或更不社會化。

趨勢展望：「低慾望」將成為新常態？

綜合以上分析，「低慾望」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持續甚至深化。經濟因素（高房價、就業不穩定）不太可能迅速改善；健康與環保意識將繼續上升；數位社交將進一步取代傳統社交；價值觀的轉變具有代際延續性。^[25]

這對於依賴大眾消費的產業——酒類、汽車、奢侈品、房地產——意味著必須轉型。單純地「創造需求」的行銷策略會越來越無效；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加個人化、更加強調價值觀契合的產品與服務。

對於社會整體而言，這意味著重新思考「經濟成長」的定義與目標。如果年輕人不再追求傳統的消費驅動成長，社會是否能夠發展出其他衡量福祉與進步的方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也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挑戰。

結語：慾望的重新校準

當代年輕人的「低慾望」，不宜簡單地解讀為消極或頹廢。它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經濟壓力迫使節約、健康意識促進自律、數位科技改變社交、價值觀轉向內在滿足、環保意識質疑消費主義。這些因素有些是外在強加的約束，有些是內在自主的選擇；有些令人擔憂，有些值得肯定。

或許，「低慾望」這個標籤本身就有問題。年輕人並非沒有慾望——他們渴望有意義的工作、真誠的關係、身心的健康、內在的平靜、對環境的責任。他們只是不再把這些慾望轉化為對物質消費的追逐。這不是慾望的消失，而是慾望的重新校準（recalibration）。

對於上一代而言，理解而非批判年輕人的選擇，是跨代溝通的起點。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創造條件而非施加壓力，是更有效的回應。對於年輕人自己而言，清醒地審視自己的選擇——是出於自由還是無奈、是通往滿足還是逃避——是成熟的自我認識。

最終，一個社會的健康不在於其成員消費多少酒精或商品，而在於其成員是否能夠過上他們認為有意義的生活。如果「低慾望」意味著年輕人正在探索不同於消費主義的意義來源，這或許不是衰落的徵兆，而是新可能性的開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