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的詛咒
——為什麼「有東西可分」反而讓人疏遠？

一個反直覺的現象：在資源匱乏的年代，許多家庭緊密團結、相互扶持；但當家族累積了可觀的財富，成員之間反而漸行漸遠，甚至反目成仇。為什麼「有東西可分」會成為關係的毒藥？這個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人類社會中分配、公平與信任的深層邏輯。

一、最後通牒賽局：公平感的實驗室

1982 年，德國經濟學家 Werner Güth 設計了一個簡單但革命性的實驗，稱為「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1]

規則很簡單：兩個人分一筆錢（比如 100 元）。第一個人（提議者）決定如何分配，第二個人（回應者）只能選擇接受或拒絕。如果接受，雙方按照提議分錢；如果拒絕，雙方都得不到任何錢。

如果人是純粹理性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回應者應該接受任何正數的提議——1 元也比 0 元好。而提議者知道這一點，應該只給對方 1 元，自己拿 99 元。

但實驗結果完全不同：^[2]

• 提議者平均給出 40-50% 的份額
• 低於 20% 的提議經常被拒絕
• 即使拒絕意味著自己也得不到錢，人們仍然會拒絕「不公平」的提議

這個實驗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人類對公平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願意付出代價來懲罰不公平。經濟學家稱之為「負面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或「利他性懲罰」（altruistic punishment）。^[3]

1.1 為什麼「有東西可分」會啟動這個機制？

關鍵在於：最後通牒賽局只有在「有東西可分」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當沒有資源可供分配時，不存在「誰得到多少」的問題，公平感也就不會被觸發。但一旦出現可分配的資源——無論是金錢、機會、還是象徵性的認可——每個人都會開始計算：我得到的份額公平嗎？與他人相比，我是贏家還是輸家？^[4]

更重要的是，分配不僅僅是物質問題，更是關係的定義。你給我多少，反映了你認為我「值得」多少。一個被認為「不公平」的分配，會被解讀為對自己價值的否定——這是比物質損失更深的傷害。^[5]

二、零和思維的陷阱

經濟學區分「零和賽局」（zero-sum game）與「正和賽局」（positive-sum game）。在零和賽局中，一方所得必為另一方所失；在正和賽局中，合作可以創造額外價值，使所有人都受益。^[6]

諷刺的是：分配問題幾乎必然被框架為零和賽局——即使它原本不是。

考慮一個家族企業的案例。理論上，家族成員可以合作經營，創造比各自單打獨鬥更大的價值（正和）。但當討論「誰持有多少股份」、「誰擔任什麼職位」時，對話立刻變成零和：你多一份，我就少一份。^[7]

心理學家 Paul Bloom 指出，人類天生傾向於零和思維——這可能是演化的遺產。在資源稀缺的原始環境中，別人吃掉的食物就是你吃不到的食物。這種心智模式深植於我們的直覺，即使在資源豐富的現代社會也難以擺脫。^[8]

2.1 分配如何將正和變成零和

更糟糕的是，分配過程本身可能將正和賽局轉化為零和甚至負和賽局。

假設一個團體共同擁有一項資產，價值 1000 萬。如果大家和諧合作，可以繼續增值；但如果陷入分配爭議，可能需要：

• 聘請律師、會計師（交易成本）
• 進行漫長的訴訟（時間成本）
• 強制變賣資產以便分割（價值折損）
• 關係破裂，失去未來合作機會（機會成本）

最終，每個人可能只拿到原本可得份額的 60-70%。分配的過程毀滅了原本要分配的價值。^[9]

這是一個典型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變體：每個人都想最大化自己的份額，但這種競爭行為會毀滅共同的資源。^[10]

三、為什麼匱乏反而凝聚？

如果「有東西可分」會引發衝突，那麼「沒有東西可分」為什麼反而促進團結？這裡有幾個相互強化的機制：

3.1 共同敵人效應

社會心理學的經典發現是：面對共同威脅時，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會急劇上升。這被稱為「外群體威脅效應」或「共同敵人效應」。^[11]

當一個家庭面臨經濟困境時，「貧窮」成為共同的敵人。每個成員都知道：如果我們不合作，所有人都會受苦。這種共同命運的認知會壓制個人主義的傾向。

相反，當家庭富裕後，共同的敵人消失了。每個人開始關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體的存亡。沒有外部壓力時，內部張力就會浮現。^[12]

3.2 相互依賴的網絡

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每個人都依賴他人的幫助來生存。你今天借我米，我明天幫你看孩子。這種互惠網絡創造了強大的連結——因為脫離網絡的代價太高。^[13]

但當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資源獨立生活時，這種相互依賴就弱化了。你不再「需要」其他人，關係從「生存必需」降級為「可選項目」。而可選的東西，在成本超過收益時，就會被放棄。^[14]

3.3 期望值的錨定

行為經濟學家發現，人們評估滿意度不是根據絕對值，而是根據與「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的比較。^[15]

在匱乏的環境中，期望本來就低。任何小小的進步都會帶來滿足感，任何他人的幫助都會被感激。但在富裕的環境中，期望值被錨定在更高的水平。同樣的分配結果，在不同的期望背景下，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情緒反應。^[16]

更麻煩的是，期望具有「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一旦上升就很難下降。當你習慣了某種待遇後，維持這個待遇不再讓你滿意，只有更好才行。這種適應性讓富裕家庭的成員永遠覺得「不夠」。^[17]

四、身份與訊號：分配的象徵意義

分配不僅僅是物質問題，更是身份認同的問題。

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提出，人生是一場「表演」，我們透過行為向他人傳遞關於自己身份的訊號。^[18] 在這個框架下，分配結果是一種強烈的訊號：

• 得到較多份額 = 被認定為「更有價值」
• 得到較少份額 = 被認定為「次要的」
• 被排除在分配之外 = 被否定存在的意義

這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有時會為看似微小的差異大動干戈。爭的不是那一點點錢，而是「我在這個群體中算什麼」的身份確認。^[19]

4.1 兄弟鬩牆的深層動力

在家庭脈絡中，這種身份競爭尤其激烈。心理學家指出，手足之間天生存在「同胞競爭」（sibling rivalry）——爭奪父母的關注與認可。這種競爭在童年時期形成，但會潛伏到成年後，在特定情境下被激活。^[20]

資源分配正是這樣的觸發情境。當討論「誰得到什麼」時，童年的競爭記憶會被喚醒。每一次分配都是對「誰是父母最愛」這個古老問題的重新裁決。^[21]

這解釋了為什麼某些爭執的激烈程度似乎與涉及的金額完全不成比例。當一個人為了一件舊家具與親人反目時，他爭的不是那件家具，而是那件家具象徵的「被愛的證明」。^[22]

五、資訊不對稱與信任崩壞

分配過程還會引發另一個問題：資訊不對稱。

在許多情況下，資源的全貌並不清楚。總共有多少？在哪裡？誰控制著？這種不透明會引發猜疑：其他人是否隱瞞了什麼？我得到的是全部嗎？^[23]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eorge Akerlof 在其著名的「檸檬市場」論文中指出，資訊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市場失靈。^[24]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家庭分配：

• 每個人都傾向於高估他人的所得、低估自己的所得
• 即使分配實際上是公平的，參與者也可能認為不公平
• 一旦出現懷疑，信任就開始崩壞
• 信任崩壞後，即使透明化也難以恢復——因為「你為什麼之前不說？」

這形成了一個猜疑的惡性循環：資訊不透明引發猜疑，猜疑導致對立，對立使得資訊更難共享，更難共享就更不透明⋯⋯^[25]

六、制度的缺席：為什麼親密關係最危險？

經濟學家 Oliver Williamson 區分了三種交易治理機制：市場、層級（組織）和關係契約。^[26]

在市場中，有價格機制和法律合約；在組織中，有明確的權力結構和規章制度。但在親密關係中——家庭、好友、長期伴侶——我們依賴的是「關係契約」：基於信任、情感和非正式規範的隱性協議。

這種治理機制在日常互動中很有效，但在高風險的分配情境中卻極其脆弱：

• 沒有明確的規則界定「公平」
• 沒有中立的第三方仲裁
• 沒有可執行的懲罰機制
• 關係本身成為人質——提出異議可能被視為「不信任」或「貪婪」

諷刺的是：關係越親密，分配爭議的處理機制越薄弱。兩個陌生人可以透過法律解決分歧，但兩個家人之間，提出「讓律師來處理」本身就是對關係的傷害。^[27]

6.1 隱性契約的崩解

在沒有分配問題的時期，家庭成員之間存在一套隱性的「心理契約」：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會互相照顧，不會計較太多。這套契約之所以能維持，正是因為沒有被真正測試過。^[28]

分配情境是這套契約的終極測試。當測試來臨時，人們往往發現：彼此對「公平」的定義完全不同；彼此以為的共識其實從未存在；過去的「不計較」累積了大量未清算的帳目。^[29]

隱性契約的崩解帶來的心理衝擊，可能比物質損失更具破壞性。「原來你是這樣想的」——這種認知的瓦解，會徹底摧毀對關係的信心。^[30]

七、博弈論的數學分析：為什麼衝突是「理性」的？

讓我們用更嚴謹的數學框架來分析分配衝突的結構。

7.1 最後通牒賽局的支付矩陣

設總資源為 R，提議者提出分配方案 (x, R-x)，其中 x 是提議者自己的份額。回應者的策略是接受（Accept）或拒絕（Reject）。支付結構如下：^[38]

• 若接受：提議者得 x，回應者得 R-x
• 若拒絕：雙方皆得 0

子賽局完美均衡（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預測：回應者應接受任何 R-x > 0 的提議，因此提議者應提出 x → R（幾乎拿走全部）。但實驗顯示人們會拒絕低於 20% 的提議——這需要引入「公平效用函數」：^[39]

U_i = π_i − α · max(π_j − π_i, 0) − β · max(π_i − π_j, 0)

其中 π_i 是物質報酬，α 是「不利不公平厭惡」係數（別人比我多時的痛苦），β 是「有利不公平厭惡」係數。Fehr-Schmidt 模型顯示，當 α > 0.5 時，拒絕不公平提議是理性的。^[40]

7.2 Nash 議價解與公平基準

諾貝爾獎得主 John Nash 提出的「議價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提供了一個公理化的公平分配基準。給定：^[41]

• 可行分配集合 S ⊂ ℝ²
• 談判破裂點 d = (d₁, d₂)（若無法達成協議，各方的所得）

Nash 解是最大化「Nash 乘積」的分配：

max (u₁ − d₁) · (u₂ − d₂)

在對稱情況下（雙方議價能力相等），Nash 解是平均分配。但現實中，議價能力往往不對稱——誰更需要這筆錢、誰更能承受談判破裂——這會系統性地偏離平均分配，引發公平性爭議。^[42]

7.3 Shapley 值：按貢獻分配的數學公式

當分配涉及「誰貢獻了多少」的爭議時，Shapley 值提供了一個數學上優美的解決方案。對於合作賽局 (N, v)，玩家 i 的 Shapley 值為：^[43]

φ_i(v) = Σ_S⊆N\{i} [|S|!(|N|−|S|−1)! / |N|!] · [v(S∪{i}) − v(S)]

直觀解釋：計算每個人加入聯盟時的「邊際貢獻」，對所有可能的加入順序取平均。Shapley 值滿足四個公理：效率性、對稱性、虛擬玩家、加法性——使其成為「公平」的數學定義。^[44]

問題在於：計算 Shapley 值需要知道每個子集的「價值函數」v(S)——這在家庭情境中幾乎不可能客觀量化。「誰對家族的貢獻更大」本身就是主觀的、有爭議的。

7.4 單次賽局 vs 重複賽局：為什麼一次性分配最危險

博弈論的重要洞見是：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的均衡與單次賽局（one-shot game）根本不同。^[45]

在重複賽局中，「民俗定理」（Folk Theorem）指出：只要雙方足夠有耐心（折現率夠低），任何「個體理性」的結果都可以成為均衡——包括合作。這是因為：

• 今天的行為會影響明天的待遇
• 背叛會招致未來的報復
• 合作的長期收益可以超過短期背叛的收益

但資源分配往往是單次賽局——這筆錢只分一次，不會有「下次」。這消除了重複賽局中維持合作的機制，使得背叛變得更「理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終的、不可逆的分配（如分割資產）比日常互動更容易引發衝突。^[46]

八、機制設計：制度如何預防衝突？

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是博弈論的逆問題：給定我們想要的結果，如何設計遊戲規則使理性玩家自動達成該結果？^[47]

8.1 「分割與選擇」機制

最古老也最優雅的公平分配機制是「你切我選」（I cut, you choose）：^[48]

• 甲方將資源分成兩份
• 乙方先選擇要哪一份

這個機制的精妙在於：甲方有動機盡可能「均勻」地分割——因為乙方會選走較好的那份。即使雙方對資源的估值不同，這個機制仍能達到「無嫉妒」（envy-free）的結果：沒有人會想要對方的份額。

延伸到 n 人情況：Steinhaus（1948）提出的「最後遞減程序」（last diminisher procedure）和 Brams-Taylor（1995）的「調整贏家程序」可以處理多人分配。^[49]

8.2 密封投標機制

當資源不可分割（如一間房子）時，可以使用密封投標：^[50]

• 每個參與者獨立寫下自己對該資源的估值
• 出價最高者獲得資源，但支付第二高價（Vickrey 拍賣）或自己的出價（第一價拍賣）
• 支付的金額由其他參與者分享

Vickrey 拍賣的重要性質是「誠實激勵相容」（incentive compatible）：每個人的最佳策略就是報出真實估值，不需要策略性虛報。這消除了「猜測對方會怎麼報」的博弈，簡化了決策。^[51]

8.3 調整 Knaster 程序

對於分配多項不可分割資產的情況，Knaster 程序是一個優雅的解決方案：^[52]

1. 每個參與者對每項資產獨立估值
2. 每項資產分配給估值最高的人
3. 獲得資產的人向共同基金繳納超出公平份額的估值
4. 基金按公平份額分配給所有人

數學上可以證明：只要每個人的估值總和相同，這個程序保證每個人得到的價值至少等於其公平份額的估值。

8.4 承諾機制：讓合作成為唯一選項

諾貝爾獎得主 Thomas Schelling 強調「承諾」（commitment）在談判中的力量：如果你能可信地限制自己的選項，反而可能獲得更好的結果。^[53]

應用到分配問題：

• 事前協議：在資源出現之前簽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 信託機制：將資源交由中立第三方管理，按預設規則分配
• 遞延分配：設定冷靜期，在情緒消退後再做決定
• 回購條款：給予不滿意者在一定期限內以約定價格回購的權利

九、行為策略：軟性的解決方案

除了硬性的機制設計，行為策略也能減少分配衝突：

9.1 程序正義：過程比結果重要

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對結果的接受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過程是否被認為「公正」。即使結果對自己不利，如果過程是透明、一致、有參與機會的，人們更願意接受。^[54]

這意味著：事先建立清晰、公開、所有人認可的分配規則，比事後爭論結果更重要。規則可以是平均分配、按貢獻分配、按需求分配——具體是什麼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事先同意。

9.2 Rawls 的無知之幕

哲學家 John Rawls 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思想實驗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討論框架：^[55]

想像在決定分配規則時，沒有人知道自己最終會處於什麼位置。在這種「無知」狀態下，你會同意什麼樣的規則？

這個思想實驗可以直接應用於家庭討論：「假設我們都不知道將來誰會需要更多、誰會貢獻更多、誰會先離開——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樣的安排是我們都能接受的？」

9.3 提前溝通：在沒有利害時討論利害

分配爭議最危險的時刻是「事情已經發生」之後——因為此時每個人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預期和立場。^[56]

更好的策略是：在沒有迫切壓力時，進行關於分配原則的對話。「如果將來發生 X，我們應該怎麼處理？」這種假設性討論的情緒負荷較低，更容易達成共識。

9.4 創造正和敘事

最根本的，是試圖將對話從「零和」轉向「正和」框架。^[57]

「我們怎麼分這塊餅」是零和問題。但「我們怎麼讓餅變大」、「我們怎麼確保關係可以延續到下一代」、「我們怎麼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安排」——這些是正和問題。

重新定義問題本身，有時比解決原本的問題更有效。

十、結論：財富是放大器，不是原因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有東西可分」反而讓人疏遠？

從博弈論和行為經濟學的分析來看，答案是多層次的：

• 分配啟動了公平感機制，而人類對公平的敏感度極高，對不公平的反應極強
• 分配被框架為零和賽局，即使它原本不是
• 資源消除了相互依賴，弱化了維繫關係的實用動機
• 分配具有象徵意義，涉及身份認同和被愛的確認
• 親密關係缺乏正式的爭議解決機制，隱性契約在高壓下容易崩解

但最重要的洞見或許是這個：財富本身不是問題的原因，而是問題的放大器。^[58]

那些在匱乏時期「看起來團結」的關係，可能只是因為沒有被測試。當資源出現時，潛藏的裂痕才被照亮。換言之，財富不是「創造」了衝突，而是「揭露」了原本就存在的張力。

這個視角帶來一個反轉的啟示：真正經得起考驗的關係，是那些「有東西可分」時仍然能夠優雅處理的關係。分配不是關係的終結者，而是關係品質的試金石。

「財富能夠展現一個人的本性，但無法改變它。它只是讓原本的樣子更加清晰。」——古希臘諺語

如果我們希望建立真正穩固的關係——無論是家庭、合夥還是任何形式的共同體——最好的時機不是在分配問題出現之後，而是在之前。在沒有壓力的時候培養信任、建立溝通機制、澄清彼此的期望。這樣，當考驗來臨時，關係才有足夠的基礎去承受。^[59]

博弈論告訴我們：衝突往往是理性的——在特定的賽局結構下，背叛是最佳反應。但機制設計也告訴我們：改變賽局規則，就能改變均衡結果。分配可以是詛咒，但透過適當的機制設計和行為策略，它也可以是契機——一個重新定義關係、確認共同價值、展現真正成熟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