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我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主持「金融科技思想領袖」系列講座，邀請時任美國華頓商學院教授、後來出任英國劍橋大學商學院院長的 Mauro Guillen 教授，以他的暢銷著作《2030: How Today's Biggest Trends Will Collide and Reshape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中譯《華頓商學院趨勢剖析：2030 世界變局》）為主軸，展開一場深度對話。這場對話讓我深刻意識到：真正塑造未來的力量，不是任何單一趨勢，而是多重結構性變化的同時碰撞。
一、三大趨勢的碰撞：為什麼是 2030？
Guillen 教授在演講開場便直指核心：從現在到 2030 年，有三組趨勢將同時重塑全球消費與金融市場——人口結構轉變、新興市場崛起、以及科技變革。他強調，這三組趨勢個別來看並不新鮮，但它們同時碰撞所產生的結構性衝擊，卻是人類社會每隔兩三百年才會經歷一次的巨變——上一次類似的轉型，是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
這個觀點讓我深受觸動。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常聚焦於單一領域的政策分析——金融科技監管、數位治理、AI 法律等。但 Guillen 教授的框架提醒我們，真正理解未來需要的是跨領域的系統性思維：人口老齡化如何改變消費市場？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如何重新定義全球需求？數位科技如何加速這些變化的傳導？這些問題必須被放在同一個框架中才能回答。
二、「灰色是新的黑色」：被低估的銀髮經濟
Guillen 教授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Gray is the new black」（灰色是新的黑色）——來描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大商業機會。他指出，在日本、中國、歐洲乃至美國，60 歲以上人口無論在人數還是購買力上，都將在 2030 年前成為最大的消費者群體。然而，絕大多數消費品企業仍未將這個群體視為核心客戶。
這段分析與我在劍橋大學研究替代金融市場時的觀察不謀而合。金融科技企業的產品設計幾乎完全以年輕世代為中心——從 UI/UX 到行銷策略，都假設用戶是數位原生世代。但當 60 歲以上人口成為最大消費群體時，整個金融服務的設計邏輯都需要重新思考。這不僅是商業機會，更是社會包容性的課題。
三、疫情作為「偉大的加速器」
對話中最具前瞻性的洞察之一，是 Guillen 教授對 COVID-19 的定位。他並不認為疫情創造了新趨勢，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偉大的加速器」（Great Accelerator）——它加劇了已經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他甚至半開玩笑地說，「這本書也許不該叫《2030》，而應該叫《2028》」，因為疫情讓未來提前到來了。
回顧 2020 年至今的全球發展，Guillen 教授的判斷已被充分驗證。遠端工作從應急措施變成常態、數位支付加速取代現金、線上教育的規模呈指數增長——這些都不是疫情發明的，而是疫情加速的。這讓我更加堅信，政策制定者與企業領導人不應只關注「當下的危機」，而應透過危機看到背後加速推進的結構性力量。
四、就業典範的重構：從終身僱用到全球人才市場
在我提出關於就業模式轉變的問題時，Guillen 教授的回應格外深刻。他指出，我們必須拋棄源自 19 世紀的「三階段人生」觀念——年輕時學習、中年工作、65 歲退休。當人均壽命已延長到 85 歲以上，退休後還有 25 年的人生，傳統的生涯規劃模式已完全不適用。
更重要的是，他預見了一個真正的「全球人才市場」的形成。遠端工作意味著一家中國企業可以直接僱用新加坡的行銷專家，而不需要對方搬到中國。這對人才配置效率是革命性的提升，但對各國的勞動政策、稅制乃至社會保障體系都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這段對話讓我思考：當人才真正全球化流動時，各國的監管框架是否準備好了？金融科技領域已經出現了跨國監管套利的問題，人才市場的全球化將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
五、共享經濟與自然資源的永續課題
當我問及共享經濟對未來十年的意義時，Guillen 教授將其與全球資源永續問題連結在一起。他指出，當不僅是歐美日的中產階級在消費，而是中國、印度、印尼、泰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產階級也加入消費行列時，全球的自然資源根本無法支撐所有人都「擁有」一切。共享經濟因此不只是商業模式創新，更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必要途徑。
這是一個我在研究數位治理時較少觸及的視角。當我們談論金融科技的普惠性時，往往關注的是「讓更多人獲得金融服務」，卻較少思考：當金融服務真正普及後，消費行為的擴張對地球的承載力意味著什麼？Guillen 教授的論述提醒我們，科技賦能與資源約束之間的張力，將是 2030 年代全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
六、數位貨幣的未來：不只是「數位版的錢」
在對話的後半段，我引導話題進入加密貨幣與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討論。Guillen 教授的觀點相當務實：他認為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不會取代法定貨幣，因為政府永遠不會放棄對貨幣的控制權。他舉了 Facebook Libra 計畫為例——公告後數小時內，全球央行就表達了反對立場。
但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概念：未來真正的創新不在「加密貨幣」本身，而在「數位代幣」（digital token）。這種代幣不僅承載貨幣功能，還可以包含折扣優惠、節能激勵、甚至護照功能——它是一種全新的數位交易媒介，而不僅是「數位版的錢」。
以現在回顧，Guillen 教授的判斷高度精準。各國央行確實大力推進 CBDC，而加密貨幣市場也從「取代法幣」的敘事轉向了更務實的代幣化資產與 Web3 應用。
七、全球化的選擇性逆轉與新機遇
最後一個問題來自浙江當地的一位中小企業主，他問到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小企業該如何生存。Guillen 教授的回答充滿了策略思維：全球化並非整體逆轉，而是「選擇性逆轉」——商品貿易確實面臨更多壁壘，但服務貿易、資訊交流和人才流動卻在加速全球化。中小企業應該尋找那些「正在擴張的全球化面向」，而非執著於那些正在收縮的部分。
這個洞察對我後來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探討各國金融科技監管框架時，我越來越注意到：監管的「碎片化」並不等同於「封閉化」。許多國家在收緊商品與資本的跨境流動的同時，卻在積極推動數位服務與金融科技的國際合作。理解這種選擇性的態度，對於制定有效的國際政策至關重要。
八、省思：從對話到推薦序
這場對話之後，Guillen 教授受邀出任英國劍橋大學商學院院長。而他的著作《2030》簡體中文版在中國出版時，我有幸受邀為這本書撰寫推薦序。
在撰寫推薦序的過程中，我重新審視了這場對話的每一個論點，深感 Guillen 教授思維的系統性與前瞻性。他不是在預測未來，而是在幫助我們建立一套理解未來的思維框架。正如他在對話中所言，這場從人口、市場到科技的「三重碰撞」，每兩三百年才會發生一次。我們有幸身處這個轉型時代，也有責任以全球視野理解並回應這些結構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