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管教育：劍橋 × 浙大金融科技監管創新課程

高管教育（Executive Education）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換。當全球化的金融科技浪潮衝擊既有監管框架，產業領袖們需要的不再是教科書式的知識更新，而是能夠即時應用於決策現場的跨域洞見與戰略視野。2019 年，我受命擔任英國劍橋大學與浙江大學聯合開發之「金融科技監管創新課程」（Fintech and Regulatory Innovation Program, FTRI）學術主任，正是對這一需求的直接回應。

一、高管教育的困境與重生

哈佛商業評論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中指出，企業每年在高管教育上投入數十億美元，但回報往往令人失望。核心原因在於：傳統商學院擅長傳授硬技能（財務分析、策略框架），卻在培養領導者真正需要的軟技能——跨文化溝通、全球視野、在不確定性中決策——方面力有未逮。^[1]

Moldoveanu 與 Narayandas 在哈佛商業評論中進一步警告：高管教育的未來屬於「個人化學習雲」（Personal Learning Cloud）——一個融合線上課程、互動平台與數位工具的學習生態系統，能夠提供個人化（personalized）、社會化（socialized）、情境化（contextualized）且可追蹤（trackable）的學習體驗。^[2] 這意味著，高管教育必須從「教授主導」轉向「學習者中心」，從「知識傳遞」轉向「能力建構」。

然而，理論呼籲容易，實踐落地困難。如何在一個具體的課程中同時實現全球化視野、前沿性內容與即時可用的實踐價值？這正是 FTRI 課程所嘗試回答的問題。

二、FTRI：一個跨國共創的教育實驗

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對全球監管體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數位支付、區塊鏈、加密資產、P2P 借貸、保險科技……這些創新在創造巨大商業價值的同時，也製造了監管真空與系統性風險。各國監管機構既要鼓勵創新，又要防範風險，這種「促進與防範」的兩難，恰恰是高管教育可以發揮價值的關鍵領域。

英國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替代金融研究中心（CCAF）是全球金融科技研究的領軍機構，其研究成果直接影響著各國的政策制定。^[3] 而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ZIBS）則深植於中國金融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杭州，這座城市是支付寶、螞蟻集團等金融科技巨擘的總部所在地。

FTRI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是任何一方的單邊輸出，而是雙方的共同創造。劍橋帶來了嚴謹的學術研究框架與全球監管比較視角；浙大/ZIBS 則提供了中國金融科技產業的第一手觀察與亞太市場洞見。這種「學術深度 × 產業廣度」的結合，正是 MIT 史隆管理評論所倡導的全球夥伴關係模式——透過互補性的跨國合作，創造任何一方都無法獨立實現的教育價值。^[4]

三、課程設計：從「知道」到「能做」

作為 FTRI 的學術主任（Academic Director），我在課程設計上堅持一個原則：每一個理論模塊必須對應一個實踐場景，每一次學習都必須產出可操作的行動方案。^[5]

FTRI 為期八週的線上密集課程，採用三層混合式學習架構：

1. 自主學習（Self-paced Learning）——學員根據個人時間彈性消化核心理論模塊，涵蓋金融科技生態全景、監管沙盒機制、數位支付框架、加密資產治理等議題。
2. 即時互動研討（Live Interactive Sessions）——由劍橋與浙大的教授聯合主持，邀請產業領袖參與，透過案例分析與圓桌討論實現深度學習。
3. 實體工作坊（On-site Workshop）——在杭州進行為期數天的密集實體研討，包含企業參訪、政策模擬與策略提案。

這種設計呼應了哈佛商業評論所描繪的領導力發展新趨勢：學習不再局限於教室的四面牆壁之內，而是融入工作流程之中，在真實的問題情境裡反覆實踐。^[2]

四、學員組成：從萬事達卡到景順投信

首屆中國學員涵蓋來自萬事達卡（Mastercard）、景順投信（Invesco）亞太區、中國頂尖金融機構等 34 位高階主管。^[5] 這些學員並非典型的「課堂學生」——他們是各自機構中直接面對金融科技轉型壓力的決策者。

我在課程設計中刻意強調「同儕學習」（peer learning）的價值。在 FTRI 的研討環節中，一位來自傳統銀行的合規長與一位來自金融科技新創的技術長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分享各自的挑戰與洞見——這種對話的價值，往往超過任何教授的講授。世界經濟論壇的研究亦指出，面對金融科技帶來的監管挑戰，跨界合作與知識共享是找到平衡解方的關鍵路徑。^[6]

五、我的高管教育理念：三個堅持

十年來，從劍橋到浙大，從 MBA 課堂到高管教育專案，我逐漸形成了三個關於高管教育的核心信念：

堅持一：全球化不是口號，是課程基因

真正的全球化教育，不是在課程名稱中加上「Global」一詞，而是在課程的每一個環節中嵌入跨文化的視角與比較的方法論。FTRI 之所以選擇劍橋與浙大的合作模式，正是因為這兩所機構分別代表了歐洲與亞洲在金融科技治理上的不同路徑——前者強調原則導向（principles-based）的監管哲學，後者則展現了技術驅動（technology-driven）的創新活力。MIT 史隆所強調的全球夥伴關係，其核心正在於此——互補性的合作比同質化的聯盟更能激發創新。^[4]

堅持二：教授不是答案的提供者，而是問題的引導者

在高管教育的場域中，學員的實務經驗往往比教授更豐富。我的角色不是告訴他們「正確答案」，而是透過精心設計的問題框架，引導他們從自身經驗中萃取洞見，從同儕交流中獲得啟發。這與哈佛商學院長期倡導的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一脈相承，但更進一步——我們不僅討論過去的案例，更要求學員將討論成果即時應用於自己機構面臨的真實挑戰。

堅持三：學習不結束於課程結束

一個成功的高管教育課程，其最重要的成果不是結業證書，而是一個持續運作的專業社群。FTRI 的學員在課程結束後，繼續透過劍橋的研究網絡與 ZIBS 的產業平台保持連結，形成一個跨越機構界限的知識共同體。這種「終身學習生態系統」的概念，正是麻省理工史隆管理評論所倡議的未來學習方向。^[7]

六、啟示：高管教育的下一個十年

FTRI 的經驗為全球高管教育提供了幾點具體啟示：

第一，跨國共創優於單邊輸出。過去，高管教育往往是西方頂尖商學院向新興市場「輸出」知識的過程。FTRI 的模式證明，當兩所各有所長的機構以平等的姿態共同設計、共同教授課程時，所產生的教育價值遠大於任何一方的單邊努力。

第二，前沿議題需要前沿教學法。當課程內容本身就在快速演變（如金融科技監管），傳統的講授式教學便顯得力不從心。混合式學習、即時案例、政策模擬等方法論上的創新，與內容的前沿性同等重要。

第三，高管教育的真正競爭力在於「生態系統」。Harvard Business Review 指出，未來的領導力發展將從孤立的培訓事件轉變為嵌入工作流程的持續過程。^[2] 這意味著商學院需要建構的不僅是一門課程，而是一個涵蓋學術研究、產業連結、校友網絡與終身學習資源的完整生態系統。

站在劍橋與浙大的交匯點上，我深感高管教育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技術的演進、地緣的重組、產業的變革，都在要求教育者以更開放的心態、更大膽的實驗精神和更紮實的學術功底，去回應這個時代的教育需求。FTRI 只是一個開始，但它所探索的方向——全球共創、跨域融合、以學習者為中心——我相信，將是高管教育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