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年輕時是儒家,中年是道家,老年是佛家。」白先勇在訪談中如此觀察。[1]這句話看似簡單,卻精準地捕捉了中國文化中一個深刻的生命智慧:三教不是互斥的信仰選項,而是人生不同階段的精神資源。為何這個論述能引起如此廣泛的共鳴?它是否只是文學性的隱喻,還是有更深的心理學與哲學基礎?

一、引言:一個文化觀察的深層意涵

白先勇的觀察並非憑空而來。林語堂早在 1930 年代就曾寫道:「中國人得意時是儒家,失意時是道家。」[2]兩位文化大家的觀察有微妙的差異:林語堂強調的是「境遇」的轉換,白先勇強調的是「年齡」的遞進。但兩者都指向同一個現象:中國人並不以單一的哲學體系來面對整個人生,而是在不同的生命處境中汲取不同的思想養分

這種「三教並用」的文化特質,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相當獨特的。西方文明經歷了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啟蒙理性的依次替代;印度文明雖有多元宗教傳統,但各教派之間壁壘分明。唯獨中國,儒、道、佛三教經過兩千年的融合與競爭,形成了「儒者治世、道者養生、佛者治心」的互補格局。[3]

本文試圖從三個層面探討這一觀察:首先,分析儒、道、佛各自的核心思想及其與人生階段的對應關係;其次,比較林語堂與白先勇論述的異同,並引入西方心理學的生命發展理論;最後,反思這一傳統智慧在當代的意義與局限。

二、儒家與青年:入世的熱情

2.1 儒家的核心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大學》開篇的「三綱領八條目」來概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4]而實現這一理想的路徑,則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套思想有幾個鮮明的特徵:

  • 積極入世:儒家不追求出世解脫,而是強調在人倫關係與社會秩序中實現價值。
  • 道德完善:「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其核心是仁、義、禮、智、信五常。
  • 社會責任:「修身」不是目的,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
  • 歷史使命:儒者往往有強烈的「道統」意識,以傳承與弘揚文化為己任。

孔子自述其一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5]這段話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階段論,而「志於學」、「而立」、「不惑」正是儒家精神最為昂揚的階段。

2.2 為何適合年輕時期?

儒家思想與青年時期的契合,有其深刻的心理與社會基礎。

第一,年輕人正處於建立自我認同與社會角色的關鍵期。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青年期(約 18-40 歲)的核心任務是「親密 vs 孤立」與「生產 vs 停滯」。[6]這與儒家強調的成家立業、建功立名不謀而合。年輕人需要回答「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而儒家提供了一套明確的答案:成為君子,服務社會。

第二,年輕人有改變世界的熱情與精力。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7]正是青年時期特有的理想主義。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8]的情懷,需要一種尚未被現實磨損的熱情。

第三,年輕人需要一套行為規範與價值標準。儒家的禮教雖然常被批評為束縛,但對於正在社會化的年輕人而言,它提供了明確的行為指引。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如何待人接物——這些問題在儒家體系中都有清晰的答案。

2.3 歷史人物案例

孔子周遊列國(約 497-484 BCE):孔子 55 歲離開魯國,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試圖說服各國君主採納其政治理想。雖然最終未能如願,但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正是儒家入世情懷的極致展現。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北宋慶曆年間,范仲淹主導「慶曆新政」,試圖革除弊政。他在《岳陽樓記》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8]這種「進亦憂,退亦憂」的士大夫情懷,是儒家精神的典型體現。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不僅是哲學家,更是軍事家與政治家。他在龍場悟道後,將儒家的「格物致知」重新詮釋為「致良知」,並身體力行,平定寧王叛亂。[9]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主張,正是儒家實踐精神的昇華。

三、道家與中年:超脫的智慧

3.1 道家的核心思想

道家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道德經》與《莊子》。老子開宗明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0]這句話一開始就解構了語言與概念對終極真實的把握能力。

道家的核心觀念包括:

  • 無為自然:「道法自然」,最高的智慧是順應自然規律,而非強加人為的干預。「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刻意、不勉強。
  • 柔弱勝剛強:「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10]道家推崇柔性的力量,認為剛強者易折,柔弱者長存。
  • 逍遙自由:莊子的「逍遙遊」描繪了一種超越世俗價值、不為物累的精神境界。「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11]
  • 齊物論:莊子主張萬物平等,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11]

3.2 為何適合中年?

如果說儒家的精神氣質是「積極進取」,那麼道家的精神氣質就是「退一步海闊天空」。這種轉化,往往發生在人生的中年階段。

第一,中年人已經歷過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年輕時的雄心壯志,到了中年往往遭遇挫折、妥協、甚至失敗。當「知其不可而為之」遇上「不可」的堅硬現實,道家的「順其自然」提供了另一種面對困境的方式。

第二,中年人開始反思「為」的代價。儒家的「有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與犧牲。到了中年,人們開始計算這些付出是否值得。道家的「無為」不是否定行動,而是質疑那種焦慮的、執著的、永不滿足的追求方式。

第三,中年人需要學習「放下」。Jung 的分析心理學指出,人生的上半場是「自我的建立」,下半場是「自性的整合」。[12]中年是這個轉折的關鍵期。道家所說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10]正是這種「放下」的智慧。

第四,中年人開始關注「養生」。身體的衰退、精力的下降,使中年人不得不開始關注健康。道家的養生傳統——從呼吸吐納到飲食調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身心修養體系。

3.3 歷史人物案例

蘇東坡的人生轉折:蘇軾早年也是滿懷儒家入世之志的士大夫,但「烏台詩案」後被貶黃州,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轉化。《定風波》中「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13]正是道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境界的詩意表達。

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陶淵明 41 歲辭去彭澤縣令,「不為五斗米折腰」,歸隱田園。[14]他的詩文成為後世文人嚮往的精神家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是道家「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具體化。

李白的仙道追求:李白自號「謫仙人」,一生追求道教的神仙境界。「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15]的浪漫想像,與「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豪邁氣魄,共同構成了他獨特的詩歌世界。李白的道家傾向,與他在仕途上的不得志有密切關係。

四、佛家與晚年:解脫的境界

4.1 佛家的核心思想

佛教傳入中國已近兩千年,早已深度融入中國文化。其核心教義可以概括為「四聖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16]

  • 苦諦:生命的根本處境是「苦」(dukkha)。這裡的「苦」不只是痛苦,而是指一切有為法的不圓滿、無常、不可靠。
  • 集諦:苦的根源是「渴愛」(tanha)與「無明」(avidya)。我們對事物的執著與對真相的無知,是苦的根本原因。
  • 滅諦:苦是可以止息的。這種止息的狀態稱為「涅槃」(nirvana)。
  • 道諦:止息苦的方法是「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大乘佛教進一步發展出「空」(śūnyatā)的概念。《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17]「空」不是虛無,而是指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沒有獨立、永恆、不變的「自性」。

4.2 為何適合晚年?

佛教與晚年的契合,有其深刻的存在論基礎。

第一,晚年是直面死亡的時刻。海德格的「向死而生」(Sein-zum-Tode)指出,唯有正視死亡,人才能真正「本真地」生活。[18]佛教對「無常」的觀照,正是這種正視的方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不是恐嚇,而是喚醒。

第二,晚年是放下世俗成就的時刻。功名利祿、兒女情長,到了晚年都需要逐漸放下。佛教的「空」觀,幫助人們看破這些執著的虛幻本質。《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19]

第三,晚年是追求心靈平靜的時刻。Erikson 指出,老年期(約 65 歲以後)的核心任務是「自我整合 vs 絕望」。[6]能夠回顧一生而感到滿足的人,會達到「智慧」的美德;反之則陷入絕望。佛教的禪修與觀想,提供了達到這種平靜與智慧的修行方法。

第四,晚年是為來世做準備的時刻。對於相信輪迴的人而言,晚年的修行直接關係到來世的去處。這種信仰為死亡賦予了積極的意義,將它從終結轉化為過渡。

4.3 歷史人物案例

白居易晚年皈佛:白居易早年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中年遭貶後轉向道家,晚年則深入佛學。他自號「香山居士」,晚年在洛陽龍門香山寺修行,並發願往生西方淨土。[20]他的一生軌跡,恰好印證了「年輕儒家、中年道家、老年佛家」的說法。

蘇東坡的禪悟:蘇軾晚年與禪師交往密切,其思想從中年的道家傾向進一步轉向佛禪。他晚年的詩句「廬山煙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21]表達了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境界:追求的終點,不過是回到最初的平凡。

弘一法師(李叔同):李叔同是近代中國最傳奇的人物之一。他早年是風流才子,精通音樂、繪畫、書法、戲劇;中年出家,成為一代律宗高僧。他的轉變極為徹底,將世俗的才華全部轉化為弘法的資源。[22]他臨終前寫下「悲欣交集」四字,是對一生的總結,也是對生死的坦然。

五、三教融合: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5.1 三教合一的歷史脈絡

儒、道、佛三教的關係,經歷了從競爭到融合的漫長過程。

漢代:儒學獨尊,道家退居民間,佛教初傳。
魏晉南北朝:玄學興起,儒道會通;佛教大盛,般若學與玄學相互影響。
隋唐:三教並立,各有側重。唐太宗曾說:「佛教、道教,皆於治國無益,但可以化俗。」[23]
宋明:理學興起,儒學吸收佛道思想,形成新儒學。朱熹的「理氣論」、王陽明的「心學」,都有佛道的影子。

到了明清時期,「三教合一」已成為普遍的社會共識。民間信仰中,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常被並祀。「儒者治世、道者養生、佛者治心」的說法,正是這一融合的通俗表達。

5.2 林語堂的觀察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每一個中國人,社會地位一經穩固,他便開始嚮往道家的生活……中國人得意時是儒家,失意時是道家。」[2]

林語堂強調的是「境遇」的轉換:得意時需要儒家的進取精神來建功立業,失意時需要道家的超脫態度來安慰自己。這與白先勇強調的「年齡」遞進有所不同。

事實上,兩種觀察並不矛盾。年輕人更容易「得意」(或至少有得意的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失意」(因為身體衰退、權力喪失)。境遇與年齡,往往是相關的。

5.3 整合的視角

綜合林語堂與白先勇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更完整的圖像:

  • 年輕 + 得意:儒家精神最為昂揚——建功立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 中年 + 挫折:道家智慧開始發揮作用——順其自然、無為而治、養生保身。
  • 老年 + 面對死亡:佛家解脫成為歸依——看破執著、了生脫死、追求涅槃。

但這只是一個「典型」的軌跡,而非必然的宿命。有些人年輕時就深具佛性,有些人老年仍保持儒家的入世熱情。人生的智慧,或許在於能夠根據處境靈活汲取三教的養分,而非機械地按年齡套用。

六、心理學視角:生命發展理論

6.1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

Erik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將人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核心的心理任務與危機。[6]與儒道佛的對應關係,可以這樣理解:

  • 青年期(18-40 歲):「親密 vs 孤立」、「生產 vs 停滯」。這是建立家庭、事業的階段,與儒家的「齊家治國」相呼應。
  • 中年期(40-65 歲):「生產 vs 停滯」的深化。許多人在這個階段經歷「中年危機」,開始質疑早年的追求是否有意義。道家的「無為」與「放下」,為這種危機提供了出路。
  • 老年期(65 歲以後):「自我整合 vs 絕望」。回顧一生,整合過去的經驗,接受死亡的必然性。佛教的「空觀」與「涅槃」,為這種整合提供了形上學的框架。

6.2 Jung 的個體化歷程

榮格(Carl Jung)的分析心理學,對人生下半場有獨特的洞見。他認為,人生的上半場是「自我的建立」,目標是適應社會、建立職業與家庭;下半場則是「自性的整合」,目標是面對內在的陰影、整合對立面、實現真正的自我。[12]

這個轉折往往發生在 35-45 歲之間,正是從「儒」到「道」轉換的典型時期。Jung 寫道:「我們無法活過下午的人生,沿用上午的方案,因為早晨光采的事物,到了黃昏就顯得渺小。」[12]

Jung 對宗教(包括東方宗教)的態度是開放的。他認為,宗教是人類面對集體潛意識中「原型」(archetypes)的一種方式。儒、道、佛三教,或許各自回應了不同的原型需求:儒家回應「英雄」(Hero)原型——建功立業、克服困難;道家回應「智者」(Sage)原型——超越二元、返璞歸真;佛家回應「解脫者」(Liberator)原型——超越輪迴、達到涅槃。

6.3 Maslow 的需求層次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也可以用來映照三教的對應關係。[24]

  •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這是基本生存的層次,任何哲學體系都無法忽視。
  • 歸屬需求、尊重需求:這與儒家的人倫關係、社會角色相對應。「齊家」滿足歸屬,「治國」獲得尊重。
  • 自我實現需求:道家的「逍遙遊」、「與天地精神往來」,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實現。
  • 超越需求(Maslow 晚年提出):佛教的涅槃、解脫,正是這種超越個人自我的境界。

Maslow 晚年認為,需求層次不是線性的階梯,而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多重需求。這與中國的「三教並用」有異曲同工之處:不是先滿足儒家需求才能追求道家境界,而是可以同時在不同層面獲得滿足。

七、當代意義與反思

7.1 現代人的困境

白先勇的觀察雖然精闢,但當代社會的處境與傳統已大不相同。

年輕人的「躺平」現象: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躺平」——放棄主流社會定義的成功,追求最低限度的生活。這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反面。但這真的是道家嗎?或者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真正的道家,是「無為而無不為」,不是什麼都不做。

中年危機的普遍化:現代人壽命延長、社會變遷加速,中年危機似乎提前且延長了。35 歲就開始焦慮、50 歲還在轉型,這與傳統的生命節奏很不一樣。道家的智慧如何適應這種新的處境?

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當人均壽命達到 80 歲甚至更長,「晚年」可能長達二三十年。這段漫長的時光,如何填充以意義?佛教的解脫是否足夠?還是需要發展新的「晚年哲學」?

7.2 是否必須按順序?

白先勇的觀察是一種「典型」,而非「規範」。問題在於:現代人是否可以提前獲得道家或佛家的智慧?

傳統的答案傾向於否定。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暗示有些智慧需要人生閱歷的積累。禪宗雖然主張「頓悟」,但也承認大多數人需要「漸修」。

但現代的經驗似乎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正念(mindfulness)修行在年輕人中流行,禪修 App 的用戶遍及各年齡層。生死學的教育也不再限於老年人。或許,智慧的獲得不必等待年齡,但需要某種「經歷」作為催化劑——這種經歷可能是失敗、疾病、失去,也可能是深入的閱讀與反思。

7.3 整合的可能

最高的境界,或許不是按年齡依次採用三教,而是能夠同時整合三教的智慧。

這種整合,在歷史上的大人物身上並不罕見。王陽明既是儒家的聖人(致良知),也有道家的超脫(龍場悟道),更有禪宗的印記(「四句教」)。蘇東坡一生三教兼修,隨境而化。

對現代人而言,這種整合的意義在於:不必等到老年才開始思考死亡,不必等到失敗才學會放下,不必等到年輕時就放棄入世的努力。三教的智慧,可以根據處境靈活運用,而非機械地按年齡分配。

八、結語:經歷夠了才悟

回到白先勇的觀察:「中國人年輕時是儒家,中年是道家,老年是佛家。」這句話的智慧,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固定的公式,而在於它捕捉了人生發展的一種可能軌跡。

三教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互補關係。儒家讓我們有入世的勇氣,道家讓我們有放下的從容,佛家讓我們有解脫的智慧。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可能需要這三種資源;差別只在於主次與比重。

人生的智慧,在於能夠在不同階段汲取不同的養分。年輕時若只有道家的超脫而無儒家的擔當,可能流於懶散;老年時若只有儒家的執著而無佛家的放下,可能死得不甘。

或許最深刻的真相是:不是年齡到了才懂,而是經歷夠了才悟。年輕人若經歷過生死大事,也可能早早領悟佛家的空觀;老年人若一生順遂,也可能保持儒家的入世熱情到最後。重要的不是年齡的標籤,而是生命經驗的深度。

中國文化的這份獨特智慧,在全球化的今天,或許能為面對意義危機的現代人提供一些啟示:生命不必有單一的答案,不同的階段可以有不同的活法,而最終的整合,是每個人自己的功課。

References

  1. 白先勇。此觀察見其多次訪談及演講,包括《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等文化講座。另可參考白先勇 (2004)《樹猶如此》及相關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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